【宏观经济】2.5万亿减税降费后，明年财政如何稳增长？

财政政策放在凯恩斯框架中，即指政府变动收入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

变动收入指改变税率、税率结构以及非税收入。变动政府支出则指改变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投资支出以及转移支付结构。理论上，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更难做“无米之炊”。

因此对于财政当局，运用支出政策较运用收入政策应更为便利，进而收入政策也应看作是财政宽松政策的最后手段。

支出政策中比较常用的是拉动基建投资增长。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投资计划即是典型的财政支出宽松政策。2018年起，财政宽松政策开始从收入端着手，连续实施两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

我们曾在报告《2019年中国减税规模测算与分析》中，测算2018年的减税降费情况，有鉴于2018年是“高税率，宽征缴”向“低税率，严征缴”的过渡时期，导致减税降费实际规模并未达预期，其减税降费效应在2019年体现。

一、今年实质性减税降费规模有多大？

2018年，我们曾测算当年的减税降费因严征缴等原因，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2019年为防止类似情况发生，真心实意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政府对变相增税的行为严格禁止。因此，2019年我们切实看到了税收增速的快速下滑。

今年减税降费主要集中在个税、增值税以及社保费三个方向。另外在“稳外贸”要求下部分产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继续调降，出口退税率也得到了提高（2019年具体减税降费政策梳理见文后附表1）。同样沿用2018年的测算方法，在税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与税基变动相契合。

因此，首先使用历史数据估算四项税收收入及出口退税增速与各自税基增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今年税基增速得到四项税收收入和出口退税的增速以及应收税收数额，其与实际征收数额对比，进而该项税种减税额。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测算方法得到的减税降费规模应包含新减及旧有两个部分，即为今年的整体减税降费规模。

1. 个人所得税减税规模测算

个人所得税对应税基为城镇单位工资收入，但在数据中发现个税增速与城镇单位工资收入增速走势无论在绝对值还是同比变化上相关性都较差，因而在此处使用国民总收入增速作为个税税基增速的近似值，可以发现相对于工资收入增速，国民总收入增速与个税增速走势较为一致（二者在2011年走势的背离在《2019年中国减税规模测算与分析》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解释，主要与历史上四次调整个税免征额有关）。

在个税的实际征收中我们发现历年的征税节奏也较为固定，每年前三季度征收个税的累计值占全年个税税收收入的80%左右。今年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7981亿元，在给定不同国民总收入增速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对于个税减税规模的全年估计值以及前九个月的估计值。

按照今年国民总收入同比增速8%计算，前三季度应收个税12391.57亿元，实际征收7981亿元，减税4410.57亿元。

2. 增值税减税规模测算

2016年5月“营改增”全面推广后，营业税应税项目改为缴纳增值税，二者的合并为增值税减税额度的估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尝试将2016年后的增值税税收还原为增值税与营业税两部分，通过对二者税基的变动来得到其应收税额，从而实现对减税额度的估计。

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一种，通常难以找到直接与其相对应的税基，但由于其层层转嫁的特性，最终税负实际上仍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可将增值税视为一般消费税），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GDP中最终消费与存货作为其税基的近似值，虽然二者同比走势在早年间曾有一定差距，但变化方向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

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2017年以前为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营业税税基，可以发现二者走势一致性较好，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还原2016年5月营改增至今营业税的营收税额。根据我们的估计，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税应收数额为17996亿元，全年应收总额在25700亿元左右。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营业税及增值税的还原，将二者加总可得到今年前三季度应收数额、全年应收总额以及减税额度，结果如下表。

根据我们的估计，2019年预计全年增值税减税总额在4894-5590亿元之间，按照GDP最终消费+存货同比增长9%计算，全年累计减税5242亿元。

3. 进口环节增值税与消费税减税规模测算

进口环节增值税与消费税指进口货物、物品海关放行后，进入国内流通领域后征收的增值税与消费税，其税基应为进口总额，在实际中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比增长率走势高度一致。

根据估算，前三季度进口环节增值与消费税应收税额为13169.72亿元，实收12148亿元，前三季度累计减税1021.72亿元，预计全年累计减税1344.37亿元。

4. 出口退税减税规模测算

出口退税税基为出口金额，观察历史数据也能发现二者在2019年以前的走势高度相关，应用同样方法可以得到对2019年前三季度以及全年的减税估计。

根据估计，今年前三季度应退税金额为12240.66亿元，实际退税12860亿元，减税619亿元，预计全年累计减税841亿元，测算结果如下表。

5. 企业所得税减税规模测算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其税基近似为企业利润。

由于工业企业利润每年的统计样本均有变化，今年考虑国有企业合理避税的因素，此处使用国有企业利润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基的代理变量，构建模型得到的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速估计值与实际增速相差不大。

以国有企业利润作为税基计算，今年前三季度应收企业所得税33686亿元，实际征收31572亿元，减税2114亿元，预计全年减税2516亿元，测算结果如下表。

6. 社保降费测算

今年5月1日开始，全国大部分省份社保费率都进行了下调，其中除广东（13%）、浙江（14%）、深圳（13%）外其余省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比率均从19%/20%统一降至16%*（社保费率低于16%的省份原则上不上调），而企业缴费比率仍然为8%，则养老保险总体缴费比率从原来的28%/27%降至24%，下降12.5%左右。

2018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为5.5万亿，广东、浙江大致占比17%（以GDP占比计算），假设今年基本养老保险原计划收入为6万亿，而全年减税时间为八个月，大致估计社保降费在6*12.5%*83%*8/12=0.415，即全年社保降费4150亿元左右。

综上，通过我们对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出口退税五部分的减税估计，以国民总收入增速8%、GDP最终消费+存货增速9%计算，仅此五项税收前三季度累计减税12149.45亿元，全年预计减税15546.06亿元。

叠加社保费减收4150亿元，“六税两费”减免2000亿元（官方预估数据），7月1日政府性基金与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3000亿元（官方预估数据）以及其他细微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达到2.5-2.6万亿。

二、减税降费功在当下还是利在未来：钱去哪儿了？

从以上减税降费测算发现，减税最大的两个税种为个税及增值税。个税作为直接税，其减免除全年汇缴因素外，其余部分应实实在在增厚居民收入。

而增值税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消费税，其减免带来的经济效应应是间接的。增值税对于企业来说，理论上是一种收入的过渡，如果在减税的同时企业选择产品降价，那么在不考虑进项及销项税发生时点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利润影响不大。因而，增值税减免最大的效应应是企业相应产品降价带动的消费增长。

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企业在降税的同时，选择对产品进行无条件等量降价。因此，在考察增值税的当期效果时，首先应该回答，有多少企业会选择让利终端消费，有多少企业选择不降价以赚取额外利润。

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幅度最大的是制造业，此处我们假设在没有行政价格指导的前提下，近似垄断型企业不会选择产品降价，即产业集中度（因我国特有的情况，我们选择CR8>70作为判定标准）较高的企业选择赚取额外利润。在判断的同时，若产业集中度在50-70之间，则运用需求价格弹性辅以判断。

即假设若产业集中度不甚明显，则需求价格弹性较高的企业会选择降价（如表1所示）。从表1的结果看，制造业中，大部分行业理论上可以选择不降价而留存利润。

通过实际情况验证上述结论，今年减税以来，社零及制造业投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诚然这里有基数的原因，但消费及投资偏弱确是不争的事实。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中，反而是被称为“衰退式顺差”的净出口累计同比拉动了1.22个百分点。

弥补了消费及投资的下滑。换句话说，企业与居民当期似乎并没有因为减税降费相应扩大投资及消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回答减税降费“节省”的资金流向了哪里。对于企业及居民来说，资金去向一般为投资、消费、留存利润或偿还已有债务。

1、企业部门：留存利润增长通常，企业利润一方面受实际需求影响，即经济增长较快时企业利润也会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价格因素上升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得到改善。

在此我们以2011-2018年的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作为被解释变量，GDP名义增速与PPI同比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建模，结果显示二者对国有企业利润增速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根据模型结果估计的国企利润增速与实际值拟合度较好。

按照模型结论与今年前三季度名义GDP与PPI增速估计，今年1-9月国企利润增速应降至0.06%左右而官方公布数值为6.6%，由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利润的新增受减税政策影响较大。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企业部门除了进行生产外，同样具有储蓄、借贷与投资行为，而当企业收入/利润增加时，增加部分最终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储蓄、偿还债务与企业再投资中。

首先，2018年以前企业的利润增速与贷款增速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其内在逻辑也相对明显，即利润上升时，企业用于再投资的资金更多来源于自有资金，利润下降时企业为了维持生产需进行借贷，被动提升自身杠杆率。而自今年年初开始至今实体企业新增借贷与利润增速二者同比均出现下降，即企业再投资的意愿不足。

贷款减少，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债务偿还在增加。加总企业债、公司债、短融以及中票来看，虽然2019年债券到期偿还进入高峰期，但债券非到期偿还量同样在增长。似乎表明企业贷款意愿下降的同时，亦在积极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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