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热议个税起征点到底该不该调？

税制改革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今年，有关政协委员提案，希望将个税免征额从3500元上调至7000元。对于个税免征额需不需要调整、怎样调整、调整多少等问题，某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听他们来谈一谈，个税免征额可以怎么征?

(图：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

现在的个税起征点设得太低了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曾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使立法权问题进入大家关注的视野。这条议案被称为2013年“两会”上“最有含金量的议案”。

记者注意到，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她，今年再次带来了相关财税方面的问题。3日，赵冬苓接受某记者专访，就个税、税收法定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希望起征点定在10000元

记者：您今年带来了什么建议?

赵冬苓：我去年建议制订财政法，今年还是继续提。上海财经大学刘小兵教授在上海团也提出来了。我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主要的议案就是集中在财税方面，这届我的大部分议案应该还是集中在财税方面。具体来说，一个是希望继续推进税收法定。另外在行政收费、政府基金、地方立法方面也会继续提出建议和议案。主要还是集中在财政和法制两方面。

记者：您作为一个编剧，为什么要提这么多关于税收的建议和议案?

赵冬苓：坦白讲，到现在为止，哪怕我已经做了一届人大代表，还是觉得于我而言税收是非常枯燥的。但是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来履职、行使的是集体的权利，最终推进国家的进步，我的职责就是提出推进国家民主法治、社会进步的议题。而税收关系到每一个人，从理论上来说，只要买东西就是纳税人，就交了消费税。

记者：您认为实现税收法定，哪个税种的难度最大?

赵冬苓：目前来说可能是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关注企业税，个人关注个人所得税，很多人认为起征点太低了。我了解到，工商联提出来起征点要到7000元，我自己在征求意见时，很多人希望从10000元起步。但是不管最终定了多少，现在的起征点肯定是太低了。

房地产税方面也有建议。将来如果要通过的这个税，我们觉得这是很地方性的法，它征收的目的就是为地方改善民生，为民众服务。我们希望能给地方一些立法权，但是这个权力不是给地方政府，而是给地方人大，让地方人大针对当地情况做一些税收法定方面的立法。

税收法定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

记者：您在2013年“两会”上曾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被称为“最有含金量的议案”，提这个议案的契机是什么?

赵冬苓：是机缘巧合，当时也得到了财税界学者和专家的关注、鼓励和支持。我在2013年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恰好碰到了“国五条”，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二手房交易出现爆棚，一些地方为了减少二手房交税，出现了夫妻假离婚的事情。于是就请教律师和专家，才了解到我国过去的税收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务院暂行条例的方式来收取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上一届当代表的过程中，我的议案大部分转化为现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还有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

记者：接下来的关键点是什么?

赵冬苓：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因为当时确立暂行条例时，很多没有经过广泛酝酿和讨论，显得比较粗，在执行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很多复杂的问题都不能涵盖。

对税收立法进程的评价很积极

记者：从2013年关注财税问题到现在，您觉得难吗?

赵冬苓：不容易。税收法定本身就是一个限权，是对公权力的限制。我们现在提出税收法定，就是说收任何税都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同意，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同意。2015年立法法通过时，从二稿、三稿到最后的表决稿，这个过程我都亲历了，确实很不容易。我从中也看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置的实际价值所在。

总之，我对现在税收立法进程评价还是很积极的。2020年要实现税收法定，接下来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每一部法律怎么样更科学、更实际、更能促进社会发展，还需要得到更多专家、学者们的论证。

记者：您对您上一届的履职情况，会打多少分?

赵冬苓：顶多打60分吧。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我起码是在任期内把一个事关国计民生、民主法治的议题提出来了，在立法法中最终也体现出来了，还是有成就感的。但是你要说做得多好?我觉得做得不好，中间也有很多的纠结，比较复杂，但还是一路坚持走下来了。哎呀，搞文学的人总是想得比较多一点。

(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个税改革不单是起征点问题

对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问题，昨晚，长期关注和研究个税、减税等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也接受了北青报记者专访。

优化税收结构比减个税更重要

记者：今年“两会”个税改革成为一个热点，许多代表和委员都提出了减税的议案和提案。您怎么看待这些呼声?

刘尚希：减个税需要综合平衡，在减费降税的同时要考虑政府哪些支出可以压减，不能简单地扩大政府赤字，否则会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大家谈减税降费和扩大公共服务的时候，是两种声音各说各的。谈扩大公共服务，就只谈扩大公共服务的投入，谈减税降费的就单说减税降费如何重要，若两方面没有综合平衡的话，势必是要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记者：我们注意到代表和委员的声音主要聚焦在个税的起征点上。比如全国工商联提案建议个税起征点由3500元提升至7000元，还有董明珠建议个税起征点调整至10000元，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刘尚希：个人所得税改革并不仅仅是起征点(免征额)的问题，我们说到个税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各个税制要素。除了起征点，还包括税率的档次、税收的分类与综合征收等问题。如果我们将焦点只放在税收的起征点上，反而会使完善个税的整体思路被忽略。这将会削弱本来就不强的个税调节收入的功能。

记者：那如何去综合完善税收的综合功能?

刘尚希：作为调节收入的税收，公平至关重要。现在学界提出了一个“优税”的思路，要优化税收的结构和规模，优化税收制度和税负结构，为企业营造一个更优的公平税收环境。这比减一点税收更重要。

记者：有观点提到通过调节个税可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进而促进公平?

刘尚希：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调节功能才会发挥作用。当前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调节个人所得税改善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实际上，我国个税的比重很低，调节功能很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通过税收发挥很明显的调节作用来缩小差距，无异于小马拉大车，几乎是不可能促进分配的公平的。

减税不应该只盯在一个税种上

记者：那您认为有没有减税的空间?有多大空间?

刘尚希：减税是阶段性的政策，不可能是长期政策。对此应有清醒的预判。个税应该从居民生活成本和公平征税来考虑。中国减税是有一定空间的，但也是阶段性的，而且减税不应只关注一个税种，应基于税收制度中的整体优化上去考虑，不要只盯住某一个税种来做文章。

记者：今年“两会”，一份《关于建立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所得税的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怎么看待?

刘尚希：这可能操作难度比较大，征收成本会很高，是不是会更公平，很难说，弄不好适得其反。

这涉及家庭如何定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需要清楚了解家庭的资产状况、家庭成员状况等，如此实施所面临的首要难点就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比对上。如果这些信息不清楚，就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势必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比如，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如果只把收入情况摸清楚，而不清楚掌握家庭金融性资产的情况，就可能会出现没工作收入的千万富翁领低保的情况，即按劳动收入看是贫困户，但按资产状况看就是富豪。更何况还有一个税收征管的法治环境问题，超出征管能力的税收制度最终都会变形走样。

企业税负并未增加

记者：近年来，企业税负重等话题广受关注。去年，您曾经带队赴各地调研企业税负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企业的税负问题?

刘尚希：2017年3至5月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地调研，了解税负情况和降成本工作进展。我们的团队获得了分布于十多个行业的1.4万家企业统计的样本数据，企业共填报企业纳税总额3600亿元左右，占全国企业纳税总额比重约3%。这些样本有相当的代表性，结果发现近六成样本企业每100元的收入纳税低于5元。2014年至2016年的企业税负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这些信息都是企业自愿提供的。

记者：为何还有很多关于企业税负重的声音?

刘尚希：一些企业可能说的是高成本的问题。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高成本显然不是税收导致的。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多、环境赤字、老龄化、研发投入不足等都是导致企业成本快速上升的因素。仅靠减税降费的单一举措显然不够，需要全方位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